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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cript>read2();</script> 从民国的一些房契上看,当时的房价是远低于现在的,以当时的房价,几百块大洋能买下一所小型四合院,几千块大洋就能买下一所大型四合院,而几万块大洋,则能买到前清贵族的王府。
问题来了,那么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在民国时期到底是什么水平?和现在的人民币相比大概值多少钱?
民国早期大洋的购买力更高一点,我们只说本书这个时期。
1926-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.2银圆,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;或者说,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;猪肉每斤大约2角-2角3分钱,1银圆可以买4-5斤猪肉。
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-1角8分钱,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;白糖每斤1角5分钱,植物油每斤2角钱,食盐每斤3-5分钱。……
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(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)高出大约10-20%,一般说来,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,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。
30年代在北平,一块银圆(大洋)可以请一顿“涮羊肉”;在上海,一块银圆(洋钿)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。大家自行换算一下,现在在帝都和魔都请一顿涮羊肉和西餐需要多少钱?
要逛公园,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;要看演出(戏剧或电影)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。至于精神食粮,一份报纸零售3分,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;一部《呐喊》售价7角,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,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。
在二三十年代,上海的工商业十分的发达,在整个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,二三十年代,在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大约是在二十个银元左右,这个收入是十分可观的,当然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工人收入还要高,比如说一些教师,护士的一个月工资可以达到了五十个银元,可以说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了。
比如汪素之前在租界巡捕房做着速记文员的工作,一个月能拿到26元,也是比普通工人要高了不少的薪水,而且工作还非常体面,也不累人。所以竞争非常激烈,还好她有同学担保以及过硬的文凭。
哪怕付了房租,凭着这份薪水一家几口她也能勉强养活。在她升为专业翻译,薪水达到100元之后,如果不论家庭负担,她也基本可以算作白富美了,堪比现在混到华为、阿里巴巴这种大企业里拿高薪的女精英阶层了。
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下银元的购买力,直观一些大家比较一下。据史书记载,上海的一块银元可以购买五斤的豆油,两斤半的活鸡,还有差不多三斤半的猪肉。
那么再说一下我国的首都北京当时的购买力是多少呢?在二十年的的北京一户贫困家庭的收入大约是十个银元以下,在北京一块银元大约可以购买三十斤的大米,而且还是优质的大米,可以购买四到五斤的猪肉。
那时候肉包子基本都是卖两文钱一个的,而现在的包子,最便宜也是要1.5元一个。不过大部分都是2元钱一个。像一些早餐连锁店的话,包子一般是2.5元一个。所以民国时期的2文钱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两元钱人民币了。
国民党总是黑清朝和北洋政府,但现在看,清朝和北洋政府时候,物价是比较低的,到国民党政府执政中后期,物价飞涨,到后期,我们读的教科书上就说,去拿一大捆像书似的钱去买一小袋米。
民国初期,三块大洋可以买一头耕牛。
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,相当于现在至少3万元;一般的工人工资当时是5~10个大洋;蔡锷将军(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);某领导曾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(要没其它生活待遇,生活是很困难的)。
货币购买力有复杂的计算方法,兹不详述。这种算法有问题,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银元购买力比较低,但在内陆落后地区3-4块银元能够买一垧地,相当于3亩,一个人命价常常是一个银元。
所以综上而述,当时的一块银元的购买力还是相对可观的,当然,这个只是针对的一些大城市,但是对于一些小的城市收入就偏低了,一块银元自然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了。
而虽然民国时期各地的物价会有区别,但是平均下来的话,一个大洋的价值就是1000文钱。所以1个大洋的价值最高的时候能达到近千左右,最低也是几百。
而那个时候,只需要几百大洋就能够购买到一辆汽车。所以说,即使那个时候,1个大洋就算是等于现在的200元钱,大洋还是非常值钱的。因为你现在用同样的人民币买不来那些东西。
以鲁迅先生在北京买的那套大宅院为例,3500大洋,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的那所四合院,前后三进,占地两亩,有正房、厢房、耳房、花园,还有一个小跨院,将近30间房,现在没有几个亿能买的下来?
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上海人觉得出了上海就都是乡下的由来。首都从经济和物质各方面来说确实是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。
所以说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收入,也就是20左右的大洋除了满足一些日常的开销之外还是有一些富余的,当然这里的所谓开销,只能是勤俭持家,精打细算,不能哪怕有一点点的挥霍和奢侈。当年上海滩上的物质诱惑,可是花头精很多的,一个把持不住就变成脱底棺材,成为月光族。
这样的一个薪水水平也导致了许多外来的人员来上海务工,勉强在上海可以租一间亭子间容身,花费大约10个大洋左右,当然这种居住条件是谈不上什么质量的,只能让人能够住下来。
但是上海的租界除外!北京更是远远没法和当时的上海相比,更遑论租界了。
以房租为例,在清末民初时,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并不算贵,虹口一栋房子的月租也只要3到4元。但到1930年代,特别是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亭子间的月租都从7、8元涨到了20元,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,往往浆糊还没有干,房子就已经租出去了。类似情况,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。
事实上,参与房地产投资的并不仅限于地产商,很多有实力、有眼光的上海市民也同样参与地皮买卖。
在地皮炒作最高潮时,只要付出定洋、买入地皮,什么也不用干,隔夜就可获利,市场热度堪称疯狂。
据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回忆,当时的知名律师吴凯声在1927年底花300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,仅仅三年多点时间,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。
就是陈存仁本人,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、愚园路(今常德路)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,不到三年时间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,而数年之后,更是涨到了10万元。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