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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cript>read2();</script> 从民国的一些房契上看，当时的房价是远低于现在的，以当时的房价，几百块大洋能买下一所小型四合院，几千块大洋就能买下一所大型四合院，而几万块大洋，则能买到前清贵族的王府。
问题来了，那么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在民国时期到底是什么水平？和现在的人民币相比大概值多少钱？
民国早期大洋的购买力更高一点，我们只说本书这个时期。
1926-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.2银圆，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;或者说，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;猪肉每斤大约2角-2角3分钱，1银圆可以买4-5斤猪肉。
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-1角8分钱，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;白糖每斤1角5分钱，植物油每斤2角钱，食盐每斤3-5分钱。……
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(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)高出大约10-20%，一般说来，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，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。
30年代在北平，一块银圆(大洋)可以请一顿“涮羊肉”;在上海，一块银圆(洋钿)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。大家自行换算一下，现在在帝都和魔都请一顿涮羊肉和西餐需要多少钱？
要逛公园，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;要看演出(戏剧或电影)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。至于精神食粮，一份报纸零售3分，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;一部《呐喊》售价7角，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，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。
在二三十年代，上海的工商业十分的发达，在整个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，二三十年代，在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大约是在二十个银元左右，这个收入是十分可观的，当然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工人收入还要高，比如说一些教师，护士的一个月工资可以达到了五十个银元，可以说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了。
比如汪素之前在租界巡捕房做着速记文员的工作，一个月能拿到26元，也是比普通工人要高了不少的薪水，而且工作还非常体面，也不累人。所以竞争非常激烈，还好她有同学担保以及过硬的文凭。
哪怕付了房租，凭着这份薪水一家几口她也能勉强养活。在她升为专业翻译，薪水达到100元之后，如果不论家庭负担，她也基本可以算作白富美了，堪比现在混到华为、阿里巴巴这种大企业里拿高薪的女精英阶层了。
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下银元的购买力，直观一些大家比较一下。据史书记载，上海的一块银元可以购买五斤的豆油，两斤半的活鸡，还有差不多三斤半的猪肉。
那么再说一下我国的首都北京当时的购买力是多少呢?在二十年的的北京一户贫困家庭的收入大约是十个银元以下，在北京一块银元大约可以购买三十斤的大米，而且还是优质的大米，可以购买四到五斤的猪肉。
那时候肉包子基本都是卖两文钱一个的，而现在的包子，最便宜也是要1.5元一个。不过大部分都是2元钱一个。像一些早餐连锁店的话，包子一般是2.5元一个。所以民国时期的2文钱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两元钱人民币了。
国民党总是黑清朝和北洋政府，但现在看，清朝和北洋政府时候，物价是比较低的，到国民党政府执政中后期，物价飞涨，到后期，我们读的教科书上就说，去拿一大捆像书似的钱去买一小袋米。
民国初期，三块大洋可以买一头耕牛。
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，相当于现在至少3万元；一般的工人工资当时是5～10个大洋；蔡锷将军（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）；某领导曾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（要没其它生活待遇，生活是很困难的）。
货币购买力有复杂的计算方法，兹不详述。这种算法有问题，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银元购买力比较低，但在内陆落后地区3-4块银元能够买一垧地，相当于3亩，一个人命价常常是一个银元。
所以综上而述，当时的一块银元的购买力还是相对可观的，当然，这个只是针对的一些大城市，但是对于一些小的城市收入就偏低了，一块银元自然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了。
而虽然民国时期各地的物价会有区别，但是平均下来的话，一个大洋的价值就是1000文钱。所以1个大洋的价值最高的时候能达到近千左右，最低也是几百。
而那个时候，只需要几百大洋就能够购买到一辆汽车。所以说，即使那个时候，1个大洋就算是等于现在的200元钱，大洋还是非常值钱的。因为你现在用同样的人民币买不来那些东西。
以鲁迅先生在北京买的那套大宅院为例，3500大洋，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的那所四合院，前后三进，占地两亩，有正房、厢房、耳房、花园，还有一个小跨院，将近30间房，现在没有几个亿能买的下来？
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上海人觉得出了上海就都是乡下的由来。首都从经济和物质各方面来说确实是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。
所以说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收入，也就是20左右的大洋除了满足一些日常的开销之外还是有一些富余的，当然这里的所谓开销，只能是勤俭持家，精打细算，不能哪怕有一点点的挥霍和奢侈。当年上海滩上的物质诱惑，可是花头精很多的，一个把持不住就变成脱底棺材，成为月光族。
这样的一个薪水水平也导致了许多外来的人员来上海务工，勉强在上海可以租一间亭子间容身，花费大约10个大洋左右，当然这种居住条件是谈不上什么质量的，只能让人能够住下来。
但是上海的租界除外！北京更是远远没法和当时的上海相比，更遑论租界了。
以房租为例，在清末民初时，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并不算贵，虹口一栋房子的月租也只要3到4元。但到1930年代，特别是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亭子间的月租都从7、8元涨到了20元，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，往往浆糊还没有干，房子就已经租出去了。类似情况，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。
事实上，参与房地产投资的并不仅限于地产商，很多有实力、有眼光的上海市民也同样参与地皮买卖。
在地皮炒作最高潮时，只要付出定洋、买入地皮，什么也不用干，隔夜就可获利，市场热度堪称疯狂。
据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回忆，当时的知名律师吴凯声在1927年底花300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，仅仅三年多点时间，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。
就是陈存仁本人，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、愚园路（今常德路）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，不到三年时间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，而数年之后，更是涨到了10万元。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