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0章 成长 (第1/1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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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去秋来,很快时间推进到了2118年的秋天。
一切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,又似乎是有些不太一样,一切的变化都显得自然而绵长,华枫身边出任务和学习的时候,最常见的依然是云梦和白凤,随时间的推移,他们都在缓慢的成长。
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,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《武经七书》,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。
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。自司马迁撰《史记》,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,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《二十四史》;编年体以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为代表;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、 杂史、地方史志、 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,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,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。
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,据不完全统计,2000多年间,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,其中如《汜胜之书》、《齐民要术》、《王祯农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,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。
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,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,如诗经、楚辞、乐府、唐诗、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,而屈原(约前340~前278)、李白(701~762)、杜甫(712~770)、柳永(约987~约1053)、 苏轼(1037~1101)、 陆游(1125~1210)、辛弃疾(1140~1207)等人的名字与作品。
他们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,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。散文有著名的秦汉古文,至唐中晚叶,由韩愈(768~824)、柳宗元(773~819)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,到欧阳修(1007~1072)、苏洵(1009~1066)、 曾巩(1019~1083)、王安石(1021~1086)、苏轼、苏辙(1039~1112)时,古文运动大获全胜,号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
小说创作,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,长篇巨著如: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;短篇集如:《聊斋志异》均素负盛名。
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,也是由来已久。唐、宋时的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等,特别是明清的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图书集成》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,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,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。
几千年来,提倡以仁为中心,重视伦理教育,由孔子、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常常深刻的影响。
在道德修养方面,华夏文化重视:天人合一、“心物合一”、“止于至善”、“复归于朴”。心若有私,便不能与物合一,便不能达到至善,更不可能反朴归真。《周易·文言传》说: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。
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”人之初生之时,本无私欲,一派天然纯真,此是“先天”状态;既生之后,进入“后天”状态,随着对外物的接触,名利美色的诱惑常常蒙蔽我们的先天之性,因此,私欲就会出现了。
人心本无私,但是,因为肉体的欲望而使人容易产生私心,所以,要回归自然,就需要自觉地修养,修养的过程也就是存其天理、灭其私欲的过程,也就是心物合一的过程、达到至善的过程、复归于朴的过程。
在器物制造方面,华夏文化也重视把礼乐精神融入进去,而不是只求实用性,尤其重视不过分突出人工的技巧。
中药材一般是直接从自然之中而来,不去进行提炼加工;中国建筑强调风水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,建筑材料也是以自然之中的石头和木头为主,即使所用的砖瓦是经过人工烧制的,这些砖瓦时间长了也可以再转化为土;衣料采用兽皮、棉麻、蚕丝之类的东西;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,一直没有改变过。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崇尚自然的精神。
华夏文化的“文”在经典之中,而“化”则把经典与现实联系了起来,至于“化”的成果却弥漫在与人有关的所有事物之中。
“文”是“化”之本,“化”是“文”之用。华夏文化之“文”经三皇、五帝、三王、五伯时代而由孔子集大成,《孟子·万章下》说:“集大成也者,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,始条理也;玉振之也者,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,智之事也;终条理者,圣之事也。”
由此而使华夏之“文”确定下来,成为“天之经、地之义”,“文”也就成了“化”的依据和原则,“化”的方法很多,“化”的范围几乎无所不至,因此,华夏文化不再对“化”的范围加以详细区分,因为分不胜分。
但是,西方“科学”是追求“分析”的,因此,有了各种各样的“文化”,比如“丧葬文化”、“饮食文化”、“建筑文化”、“厕所文化”等等,几乎没有什么不是“文化”了。
如果按照华夏文化的“文”来看待西方文化,那么,他们的“文”是什么呢?因为西方文化的前提预设是“天人相分”,因此,纯粹天然的东西只是“物”,只是“客”,所谓“客观”也就是把这些“物”作为“人”的“客”去努力保持其本来面貌,
也就是力求保证其“真”的程度,所以,“客观”是把“人”于“物”连接起来的桥梁。
“人”对“人”与“物”加以分门别类、条分缕析,然后产生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,因此,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“人”的认识的产物,都带有“主观”的特征。在“主”、“客”两分的过程中,“人”成了“主”,而“物”成了“客”,而且在主客之间,没有华夏文化中“宾至如归”的观念,它是“主是主,客是客”。
在这里,“人”是站在“主宰”位置的,所有的“物”都是“为我所用”的,一旦不能为我所用,便要改造或者消灭。我们可以说,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便是他们的“文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,所以,他们的“文”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
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“文”之外,还有一项,那就是宗教的经典。
在西方的宗教信徒来说,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怀疑的,是超越于人与物之上的,但是,看看西方宗教(基督教)的演化过程,就可以知道,《旧约》的上帝耶和华信仰,到了《新约》之中已变成了“圣子”耶稣信仰,另外还有信仰“圣母”玛利亚的,虽然说“圣父、圣母、圣子”可以“三位一体”,但是,这种信仰也像“科学”一样“分门别类”了。
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,也像“科学”一样,使宗教信仰也要“不断创新”了。因此,这个宗教性的“文”也只是相对稳定,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宗教信仰也是“为我所用”的。
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,都体现着对“人工”的重视,这样的“文”如何去“化”呢?他们把天人分开,认为天地万物不是“人”的一部分,而是“人”之外的、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东西,所以,他们格外重视技术发明,因为技术水平越高就获利越多。他们把神人分开,所以,有了政教分离,在政治上讲究政府与公民之间签订“契约”,在宗教上讲究上帝与信徒之间签订“契约”。
有了这样的“契约”才能保证各自的权利。他们说“人性恶”,所以用上帝、耶稣的神圣性来诱导人们去追求“博爱”,因为博爱可以人人获利;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防止各自的权利受到侵害。
然而,他们又顺应并鼓励人们的私欲,在人与人之间讲究个人的权利和欲望,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无所不为,因此,显得非常“自由”而且“平等”,具有一种瞑炫性的诱惑力;他们用人工的智巧来认识、控制天地万物,以此达到满足人的私欲的目的,因此,显得格外发达、强大,具有一种神奇性的诱惑力。
这样,也就难怪人们常常要赞美西方文化了,可是,这种诱惑力的后面是什么呢?这也是华枫困惑的问题,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很久,现在这个时代对文化的需求已经变得淡薄了许多,更多的时候人们突出的是一种思维的实用性,而不是他的艺术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