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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离于毕,将有大雨。
李从珂由星相观天象,兼燕蔷薇梦中所见,虽仍不能算作正式的星相师,但这一夜之间也是初窥门径,渗入其道,而非最糟糕的一窍不通。
只是初窥门径,既登不得堂,亦入不得室,观星月知风雨,知的仅是风雨欲来,并不知风雨具体何时能来。
况且一人之眼不代表众生之眼,一城之地不代表一国之地,即便天水城真的在某一天某一刻迎来天河之水的无情洗礼,暴力灌溉,其余应当受到阳光照拂的州县城镇依旧会风和日丽,天朗气清,不会受到多少影响。
那是千百年来因果牵连都难以扭转的现象。
只因佛家所谓因果,要么被天道所截,一直不应,偶然应了,多半也是在生命与生命之间进行。
沙州,敦煌。
一个地方,在不同的时代,总有不同的叫法,或由州成郡,或由郡成县,抑或逆行倒施,升降之间,改头换面,如此一来,能留存下的无疑是大浪淘沙后所剩的珍稀精华,长年累月为世人津津乐道,心生向往。
恰如古神伏羲之于秦州天水,早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古籍中便有提及的敦煌,亦有种种传说,崇高信仰,集佛教文化之大成。
一佛一道,一河一陇。
若按佛道本一体的说法来看,河西与陇西似乎也能结成一家。
事实上,多数人提及这两个地方时,的确有将河陇连在一起读的习惯,然而两片区域虽都不乏边关要塞,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和意义,相较于陇西片区,河西的经历无疑更加跌宕起伏,充满转折。
夏商周时,敦煌尚属古瓜州的范围,有三苗后裔,号为羌戎的族群在此地游牧定居。
到了战国时期,敦煌一带又涌现出大月氏人、乌孙人以及塞种人,起初是三族与原来的羌戎共存,后来大月氏强势崛起,羌戎被其兼并,乌孙人与塞种人被驱逐出境,一时间河西片区大月氏风头无二。
无奈好景不长,西汉初年,同样靠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开始大肆入侵河西,迫使大月氏人西迁至两河流域,是时整个河西走廊皆为匈奴领地。如此局面,一直到汉武帝建元二年,派遣张骞出使西域,联络大月氏、乌孙等部内外夹击匈奴,才得到改观。
不久后,丝绸之路应运而生,自长安起,经河西走廊到敦煌,继出玉门关和阳关,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,分南北二线。南线以敦煌为起点,经楼兰越葱岭而到安息,北线亦由敦煌起,却经高昌、龟兹、越葱岭而至大宛。
正是自那时起,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,疆域辽阔,西至龙勒阳关,东到渊泉,北达伊吾,南连西羌。
两汉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,河西片区较之往昔的繁荣鼎盛,明显有很大不如,其中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其中动乱太过频繁,匆匆百十年间,河西地域竟先后建立了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西凉、北凉等政权,改朝换代速度之快,已不亚于雨后春笋急冒!
即便李暠建西凉而称王时,首开先例,以敦煌为国都,使凉州境成为北部政治文化中心,短时间内也依旧无法抹去常年刀兵四起,战火燎原所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。
但若与群雄争相逐鹿的中原相比,河西反倒显得相对稳定,自五胡乱华起,便不乏逃往河西避难的中原百姓,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当世大儒。儒术的传入,对生活在河西片区的人们影响不可谓小,与佛法相比,却也不可称大。
河西佛法之盛,以敦煌为最,乃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,称其为中心也不为过。前秦建元二年,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,即赫赫有名的莫高窟,尽显河西人民对佛法与佛教的尊崇。
只是人尊佛,人敬佛,欲以香火钱求福禄功德,并非何时何地都能得偿所愿,很多时候,甚至连基本的性命都得不到保障。
王朝由人所建,兴衰即是生死,无非一人与千万人之别,自然也逃不开那宛若宿命的定论。
想前秦盛极之时势何其大?!
先灭前燕,后灭前凉,东极沧海,西并龟兹,南包襄阳,北尽沙漠,各国遣使来议,中原版图尽为前秦之下,唯独偏安一隅的东晋与其对峙。
最终还不是落得个后秦杀帝,西秦灭太子,国破山河覆的可悲下场。
十六国后,南北分治,北周灭北齐,北方复而大定,只差南下便可完成统一大业,无奈武帝宇文邕大业未成身先亡,幼主暗弱,无控权臣之能,大好江山终为杨坚所得。
隋文帝同样崇信佛教,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,诏命远至敦煌,于莫高窟中另行开窟数十余,皆规模宏大,技艺精湛。
文帝崩后炀帝即位,初时国力鼎盛,后期却是大乱,东.突厥趁势崛起,大业十三年七月,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举兵反隋,占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,复于凉地建凉国,定都姑臧,建元安乐,归附于东.突厥。
直至武德二年,李轨方才被唐高祖李渊剿灭。
太宗贞观十九年,高僧玄奘从天竺取经返回,经敦煌回到长安,河西复定,佛法再兴。
玄宗朝时安史之乱爆发,唐王朝整体国力由盛转衰,吐蕃乘虚攻占河西陇右。建中二年沙州陷于吐蕃,紧接着河西各州镇相继沦陷,一陷便长达数十年之久,唐军数次征伐皆无功而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