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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，母亲便开始做梦。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，歪着身子，坐在一条河对岸，微笑着、安静地看着她。
这个没有情节、平静的梦，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，她意外地笃定，“你父亲需要帮忙。”
“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，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，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，就会完全消失——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。”
“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，还完才能撒身。”“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。”这是母亲笃定的。
于是母亲决定，要帮帮父亲。
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，年少时的母亲，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。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，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。
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。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，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，不过，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。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，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，她只是因为饥饿，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。
母亲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妹妹、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。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，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，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家庭的负担，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。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，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。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，人若无其事的隐忍。用她的话说，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，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，显得不值一提。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，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。
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。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，母亲成了住家附近，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。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，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，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——强悍。起得比所有人早——即使冬天，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；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（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，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）……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。
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，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。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，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，浩浩荡荡而来，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，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，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，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。
那个傍晚，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，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，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。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，试图拯救，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，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。
事情的最后解决是，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，一口气扎入水流里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，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。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，让水鬼也觉得厌弃，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，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。
据母亲说，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只是，她从此不愿意下海。“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。”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，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，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……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，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，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，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，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。
母亲告诉我，从小到大，外婆总对她叹气：“没有个女人的样子，以后怎么养儿抚女、相夫教子。”
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，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，然后赐予她。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这是母亲后来说的。
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，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。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。
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，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。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，于她们都是模糊的。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：第一步是结婚；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，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，得以载入族谱，并且在族谱上延续；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，养活孩子；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，给女儿当嫁妆（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）；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，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；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子的出生，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；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子长大……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，此时就应该接过上一辈的责任，作为口口相传的各种习俗的监督者和实施者，直到上天和祖宗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，便把她召唤走。
她们的生活从一出生就注定满满当当，而且哪一步拖累了，都会影响到最终那个“美好的结局”。只是出于对父母催逼的厌烦，母亲躲在角落，偷偷看了父亲一眼，随意点了点头。这个点头，让她马上被推入这样的生活链条中。
在她迎来第一个关卡时，生的是女儿，内外亲戚不动声色地，通过祝福或者展望的方式委婉表示，第二个必须是儿子，“必须”。倒不只是外人的压力，母亲渴望有个儿子来继承她身上倔强的另一些东西。
母亲硬是不动声色了大半年，然而临盆前一个月，压力最终把她压垮了。她痛哭流涕地跑到主管生育男女的夫人妈庙许诺，如果让她如愿有了儿子，她将一辈子坚信神灵。
最终她有了我。
母亲描述过那次许愿过程。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闽南的神庙都是混杂而居的。往往是一座大庙里，供着各路神仙，佛教的西方三圣，道教的关帝爷、土地爷、妈祖等等。
她一开始不懂得应该求谁、如何求，只是进了庙里胡乱地拜。路过的长辈看不过去指点，说，什么神灵是管什么的，而且床有床神，灶有灶神，地里有土地公，每个区有一个地方的父母神……
“每一种困难，都有神灵可以和你分担、商量。”母亲就此愿意相信有神灵了，“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，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。”
我不确定，家乡的其他人，是否如母亲一样，和神灵是这样的相处方式。从我有记忆开始，老家的各种庙宇，像是母亲某个亲戚的家里。有事没事，母亲就到这些亲戚家串门。
她常常拿着圣杯（由两块木片削成，一面削成椭圆形，一面削平，把两块木片掷到地上，反弹出的不同的组合，表示神明的赞同、否定与不置可否），和神明抱怨最近遇到的事情，窃窃私语着可能的解决办法，遇到激动处，对着神龛上不动声色的神灵哭诉几下，转过头又已然安静地朝我微笑。
我还看过她向神灵撒娇。几次她询问神灵的问题，显然从圣杯里得不到想要的肯定，就在那顽固地坚持着，直到神明依了她的意愿，才灿烂地朝高高在上的神像说了声谢谢。
我不理解母亲在那些庙宇里度过多少艰难的事情，在我的这段记忆中，只是那浑厚的沉香，慵慵懒懒地攀爬，而圣杯和地板磕碰出的清脆声响，则在其中圆润地滚动。
事实上也因为母亲，我突然有了个神明干爹，那时我三四岁。因为怀胎的时候，家里境况并不是很好，最终我落地以后，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。我听说，是母亲又用圣杯和古寨里的关帝爷好说歹说了半天，最终，每年的春节，母亲带着我提着猪手上关帝庙祭拜，而关帝庙的庙公给我一些香灰和符纸，当作对我这一年的庇佑。
我是不太理解，这个神通的干爹能赐予我如何的保护，但我从此把一些寺庙当作亲人的所在，而关帝庙里出的用以让人占卜的签诗集，则成了我认定的这个神明干爹的教诲。这些签诗集，其实是用古诗词格律写的一个个寓言故事，我总喜欢在睡觉前阅读，关帝爷从此成了一个会给我讲床头故事的干爹。
这个干爹，按照老家的习俗只能认到十六岁，十六岁过后的我，按理说已经和他解除了契父子的关系，但我却落下了习惯，每年一定至少去祭拜一次，任何事闹心了，跑到关帝庙里来，用圣杯和他聊一个下午的天。
父亲偏瘫的时候，母亲的第一反应，是愤怒地跑到这些庙宇，一个个责问过去，为什么自己的夫君要有这样的命运。
说到底，母亲和神灵的交谈，从来是自问自答，再让圣杯的组合回答是或者不是。母亲提供理解这些问题的可能性，“神灵”帮她随机选了其中一种。
母亲最终得到的答案是，那是你夫君的命数，但你是帮他度过的人。
我知道，那其实是母亲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她骨子里头还藏着那个穿过乱流的莽撞女孩。
不顾医生“估计没法康复”的提醒。母亲任性地鼓励父亲，并和他制定三年的康复计划。三年后的结果当然落空，事实上，父亲因为身体的越发臃肿，行动越来越不便。
母亲坚持着每年带我去到各个寺庙任性地投掷圣杯，强硬地讨要到神明对父亲康复的“预言”，然后再一年年来责问，为什么没有兑现。
